咨询师笔记: 完美主义的心理根源‏(二)

1.2完美主义两分法——正常的与神经质的完美主义　　

这一派认为，完美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Hamachek把完美主义分为正常的和神经质的两种，他认为正常的完美主义是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它促使人们为自己设立较高的标准来驱动自己成为有能力、有成就的个体；正常的完美主义者允许自己在自我评价时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并不期待自己在所有的情境下都表现完美，能建设性地应付自卑感；神经质的完美主义者正好相反，他们在每种情境下都为自己设立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标准，一直被自卑感所压迫而不是被挑战所激励［14］。Johnson和Slaney 把完美主义既看作一个观点，又视为一种行为。他们编制了“接近完美量表”（Almost Perfect Scale，APS），确定了与Frost的有所不同的六个维度：

（1）标准，即个人标准；

（2）秩序，即条理性；

（3）差异，即现实与标准之间的差异造成的烦恼；

（4）亲和，即人际关系的困难；

（5）焦虑，即对任务和表现的神经症性的紧张；

（6）惰性，即对任务的消极逃避［15］ 。

他们的研究发现，标准和秩序是完美主义的积极方面，与心理困扰无关或负相关，差异、人际关系的困难和焦虑是完美主义的消极方面，与心理困扰正相关 ［15］ 。Ashby和Kottman发现有高自卑感和低自卑感的完美主义，高自卑感的人会表现出较多的心理困扰，而有较低的自卑感的人正常、积极地追求完美，表现出的心理困扰较少。他们把神经质的完美主义者定义为因追求完美而表现出过分的情绪痛苦的人［16］。

分析上述两派观点对完美主义概念的定义，可以发现，第一派所说的“完美主义”实际上就是第二派所说的“神经质的完美主义”，第二派所说的“正常的完美主义”实际上就是第一派所说的“积极正常地追求完美”。

2.完美主义的形成——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尽管对完美主义的定义存在分歧，研究者们对完美主义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是基本相似的，即：完美主义是习得的，主要来自童年期与父母的互动关系。Pacht观察到，完美主义者常常以为：“如果我过去表现得再完美一些，父母是会爱我的。”他们在成年以后还会努力追求达到某种完美，以得到奖赏，即父母的爱［6］ 。Hamachek认为神经质的完美主义产生于两种童年期的情绪环境，一种是父母从不赞同或者表扬不一致，这样子女就不知道如何取悦父母；另一种是父母有条件地表示赞同，即只在子女做得完全正确时才给予表扬［14］ 。Rice、Ashby和Preusser的研究指出，神经质的完美主义者较之于正常的完美主义者，更容易认为父母较少鼓励自己［17］ 。Blatt从客体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神经质完美主义的形成。他认为这种完美主义者有严重的自我批评倾向，这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曾过分左右他们的行为，并阻止他们自信、有个性的行为。这种与父母客体关系的不断重复就形成了一种内化的自我批评，导致了抑郁 ［18］ 。Stber建议把“父母的冷漠/拒绝”和“过度保护”结合起来命名为“无情控制”（affectionless control），它与完美主义总分相关，并且母亲比父亲更有影响力［19］。Kawamura, Frost 和Harmatz的研究表明［20］，子女所感知的父母的严厉和权威主义与子女在FMPS的“担心出错”这个维度上呈正相关。父亲的权威主义态度与子女的“行为的疑虑”有比较强的正相关。Ablard和Parker发现那些父母对其持有成绩目标的儿童比那些父母对其持有学习目标的儿童更可能表现出神经质的完美主义［21］。总体看来，父母的不当教养方式可能是造成子女完美主义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父母对子女的过分干涉保护、惩罚严厉及冷漠拒绝。 　　 　　

3.完美主义的影响——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不少文献都记载了完美主义和许多心理障碍及心身疾病有密切关系，如：进食障碍、抑郁、强迫症、焦虑、惊恐发作、周期性头疼、性功能障碍、酒依赖、强迫型人格障碍、吗啡成瘾、儿童腹痛、溃疡性结肠炎、A型行为等。下面将对目前研究较多的几个方面内容分别进行论述。

3.1 完美主义与强迫症及进食障碍　

Tallis报告了三例完全由完美主义的人格特质所引起的强迫性洗手行为。强迫性洗手通常被认为是由脏感、心理上的污染感或对疾病的恐惧感而引起，但Tallis报告的三个病例并不担心污染对自己和他人造成疾病，而且他们对脏也没有感到不舒服，过分的洗手只是他们使自己保持完美的方法，达到一种完美的干净状态［22］。Frost和Steketee比较了强迫症患者、正常人和伴广场恐怖的惊恐发作患者（PDA）的完美主义，发现强迫症患者在完美主义总分、担心犯错、行动的疑虑等分量表上得分高于正常被试。强迫症与PDA相比，在行动的疑虑分量表上高于PDA组，在总分和担心犯错分量表上没有显著性的差异［23］。Davis研究发现，正常的完美主义与体形自尊呈正相关，但这种关系只在神经质的完美主义水平较低时才存在。相反，当正常的和神经质的完美主义水平都较高时，对自我体形的贬低就变得非常突出［24］。

3.2 完美主义与情绪障碍　

Hewitt等人研究了完美主义、应激和抑郁之间的关系，发现应激事件和抑郁在那些完美主义倾向高于一般水平的被试中有明显的相关［25］。Blatt等人把抑郁分成两个维度，一个是依赖型，即怕被抛弃、无助感、依赖别人以得到爱、保护和营养；另一个是自我批评型，即感到自卑、无价值、内疚、经常批评自己。他的研究表明：完美主义总分与自我批评型抑郁显著相关，而且担心错误和行动的疑虑分量表与之相关更明显 ［18］。Hewitt和Flett认为，完美主义容易产生失败、焦虑、愤怒、无助、失望的感觉，这些感觉与抑郁和自杀观念关系密切。自我取向的完美主义者易受成就应激的影响而抑郁，社会规定性的完美主义既易受人际应激的影响而抑郁。自我取向的完美主义和社会规定性的完美主义分别定义了完美主义的自我和人际维度，因此它们与多种心理困扰相联系，如抑郁、自卑、自杀观念等［12］。Saboonchi和Lundh发现，自我取向的完美主义与特质愤怒有关［26］。　　Frost等发现FMPS的总分与BSI(SCL-90简易版)总分显著相关，并且担心出错(CM)和行为的疑虑分量表(D)与BSI的总分及多数分量表显著相关［8］。訾非和周旭［27］发现，有自杀念头的大学生在FMPS量表的CM、D和PC这三个维度的得分都显著高于无自杀念头者，而在O上显著低于无自杀念头者。Juster、Heimberg、Frost和Holt的研究表明，对错误的过份担心和对行为的疑虑与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和一般的心理病理症状都表现出相关［28］。 　　

4.小结

完美主义研究尚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现在广泛采用的FMPS量表在突出完美主义的负性内心感受、负性自我评价系统、强迫性等方面尚有欠缺，其在不同人群中的施测得到的因素数目也不够稳定。中文版的完美主义心理量表为Cheng［29］等人翻译并以香港青少年样本作了修订，但用在内地人群中仍需要做一些信效度检验和补充修正的工作。针对中国人群的本土化的完美主义心理量表至今尚没有出现，这也是一个需要填补的空白。既然完美主义与一系列心理困扰和心理问题有关，针对功能障碍型完美主义的心理干预和治疗应该是未来完美主义心理研究的重点。从心理咨询和治疗的经验来看，中国人，尤其大学生受到完美主义的困扰可能多于西方。例如，訾非［30］对350名中国研究生的调查发现，约有四分之一的被试属于神经质的完美主义者。这与中国强调父母权威的文化背景或许有关。完美主义是一个深刻影响人格的心理特征。国外多年来对完美主义已经有了广泛研究，但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本文旨在引起我国学者对完美主义研究的重视，希望有更多的心理学专业人士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仁杰供稿, 转载自‏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7年第3期, 原标题《完美主义心理研究》; 原编者按:参考文献：略]
上右图片是一本书籍的封面,英文书名是"将我们自己完美至死",副标题是: "追求卓越和完美主义的危险".

咨询师笔记: 完美主义的心理根源‏(一)

1.完美主义的两种理论

20世纪初，Janet指出，强迫型人格障碍者有一种内在的不完美感(feeling of incompleteness)，总感到自己的行为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1］。五六十年代Horney［2］ 、Hollender［3］等人将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视作一个精神病理学概念。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制订的《心理障碍的诊断与统计手册（DSMIII）》［4］把完美主义作为强迫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之一，此后欧美心理学界对完美主义的研究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文献明显增多。 　

不同的研究者对完美主义概念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在理论和研究结果上都存在较大分歧。大体可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完美主义是消极特质，另一派则以两分法看待完美主义，认为完美主义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

1.1 完美主义消极特质论　　

此派在早期的研究中重视挖掘完美主义的定义及内涵，其中的代表人物有Burns［5］、Pacht［6］、Weisinger和Lobsenz［7］等。至90年代则重视从多种维度看待完美主义构成，并重视发展有关的测量工具。近年来此派的代表人物有Frost［8］ 、Hewitt和Flett［9］等人。Burns［5］指出，完美主义者存在的两种心理歪曲：一是教条地认为消极事件将来还会重复出现；二是饱受“应该”原则的折磨：应该更好、应该不生气、应该与众不同等。Pacht指出：“完美主义者为自己树立了高得不能现实的目标，于是不断地被现实与目标之间的差距所挫败［6］”。Weisinger和Lobsenz认为，完美主义者如果没能达到预期的完美，就会觉得失败了；如果达到了预期，也体会不到成功的快乐，因为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他没有衡量努力和成功的客观标准，也没有体味成功的机会［7］。完美主义者往往采用被Burns称为“全或无” ［5］、被Barrow和Moore称为“圣徒和魔鬼”［10］、而被Pacht称之为“上帝和渣滓” ［6］的二分法思维方式，他们只能看到一个连续体的两个极端，看不到中间地带，要么是“正确”、“成功”；要么就是“错误”、“失败”。

Hewitt和Flett从完美主义的取向上区分出三种完美主义：

自我取向的完美主义（SOP, Self-oriented Perfectionism）,

他人取向的完美主义（OOP, Other-oriented Perfectionism）,

社会规定性的完美主义（SPP，Socially Prescribed Perfectionism）。

它们的区别在于完美主义所指向的客体，但共同本质都是消极的。SOP是指强加给自我的过高的标准；OOP是指向他人的“完美主义”——对他人抱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SPP是指完美主义者要去迎合社会或他人对自己的要求和期望，认为自己必须达到这些期望才能赢得赞赏和接纳。Hewitt和Flett制订了测量这三种维度的完美主义问卷（MPS）并发现，SOP与心理困扰的相关很微弱，OOP虽与“责备他人”等人际交往问题有关，但与焦虑、抑郁等指向自身的心理困扰大多没有显著的相关，只有SPP才与多种心理困扰呈中等或中等以上的正相关［9，12］。这提示社会规定性的完美主义是消极完美主义的主要成份。 Frost等在总结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也提出了“多维度完美主义”的概念，并确定了六个维度：

（1）担心错误（CM），即对错误的消极反应，把错误等同与失败并认为失败后将失去他人的尊重；

（2）过高的个人标准（PS），即对自己要求过高，并且这些要求在自我评价中占了过分重要的比重；（3）父母的期望（PE），即认为父母为自己设立了非常高的目标；

（4）父母的批评（PC），对父母过分批评自己的一种知觉；

（5）行动的疑虑（D），即对自己完成任务的能力的怀疑；

（6）条理性（O），即对秩序、条理和整洁的强调。

在多维度概念的基础之上，Frost 等编制了“多维度完美主义问卷”（FMPS）［8，13］ 并得到了广泛运用。

[仁杰供稿, 转载自‏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7年第3期, 原标题《完美主义心理研究》; 原编者按:参考文献：略; 本网略有删节; 黑体为编者所用; 未完待续]

上右图片说明: 星相命学中处女星座象征着典型的完美主义者的性格特征.

健康人生: 长期用电脑的防护措施

[本网讯] 调查显示：记者、编辑、网络设计师、打字员以及白领是“电脑病”的高危人群. 在现代社会中，电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不可缺少的工具，但电脑也越来越成为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人们生活和工作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在悄悄地危及人们的健康，引起人的视力衰退、关节损伤、辐射伤害、头部和肩膀疼痛。据调查，常用电脑的人中感到眼睛疲劳的占83％，肩酸腰痛的占63.9％，头痛和食欲不振的则占56.1％和54.4％，还会出现自律神经失调、忧郁症、动脉硬化性精神病等。
过度用电脑易得“电脑病”
(中国北京的) 解放军302医院特诊科主任、主任医师张新力告诉记者，很多过度使用电脑的人都容易得这种“电脑病”。 张主任说，长期使用电脑不注意的话，最容易受到侵害的就是眼睛，视力下降、眼睛干涩、眼红。其次就是受电脑产生的静电导致皮肤病，静电会吸附大量悬浮的灰尘，从而使得面部皮肤受到刺激，会出现过敏起疹等现象。同时，长期与电脑键盘打交道，每天重复在键盘上打字或移动鼠标，手腕关节长期、密集、反复和过度活动，逐渐形成腕关节的损伤，容易得腕关节综合征，俗称“鼠标手”，出现食指或中指疼痛、麻木和拇指肌肉无力感，发展下去可能导致神经受损，进而引起手部肌肉萎缩。而且女性要比男性易得，因为女性的手腕要比男性小，腕部正中神经更容易受到压迫。
除此之外，久坐在电脑前，若是坐姿不正确，还容易出现颈肩腰背痛、电脑低头综合征、电脑眩晕症等，但电脑对人类更多的伤害还在于它所潜伏的危害，如多种人格障碍、心理变态与大脑高级认知功能障碍等，还可表现出一些兼具生理和心理特征的所谓心身疾病，如胃肠道消化不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肥胖等。
张主任介绍，记者、编辑、网络设计师、打字员以及整天呆在公司的白领等长期以电脑为主要工具的人群属“电脑病”的高危人群，这主要由于他们的工作和电脑分不开。另外，一些妇女、儿童，尤其是沉湎于网吧的青少年，也是电脑病的高发人群，因为他们的抵抗力比较低，长期面对电脑更容易得电脑病，对他们的健康成长非常不利。
长期使用电脑需做好健康防护
张主任指出，“电脑病”的产生主要是和人们在电脑面前的坐姿、使用方法，以及使用时间长短有关。因此，对长期使用电脑的人来说，做好防护工作非常重要。
一、坐姿正确。在操作电脑时尽可能保持自然的端坐位，将后背坐直，并保持颈部的挺直。两肩自然下垂，上臂贴近身体，手肘弯曲成90度，操作键盘或滑鼠，尽量使手腕保持水平。
二、电脑的摆放高度要合适。将电脑屏幕中心位置安装在与操作者胸部同一水平线上，最好使用可以调节高低的椅子。应有足够的空间伸放双脚，膝盖自然弯曲成90度，并维持双脚着地，不要交*双脚，以免影响血液循环。
三、与屏幕保持恰当的距离。眼睛与电脑屏幕的距离应在40—50厘米，使双眼平视或轻度向下注视荧光屏，这样可使颈部肌肉轻松，并使眼球暴露于空气中的面积减小到最低。
四、劳逸结合。避免长时间连续操作电脑，使用电脑的时间最好是30分钟就休息一下，可到室外散步，或抬头望天，或向远处眺望，或进行10至20次伸颈和扩胸练习。
五、保持皮肤清洁。电脑荧光屏表面存在着大量静电，其积聚的灰尘可转射到脸部和手的皮肤裸露处，时间久了，易发生斑疹、色素沉着，严重者甚至会引起皮肤病变等。为减少辐射，应使办公室保持通风干爽，这样能使那些有害物质尽快排出，在电脑桌下放一盆水或是放一盆花草也可减少辐射，勤洗脸也能防止辐射波对皮肤的刺激。
六、合理膳食。平时多吃些胡萝卜、白菜、豆芽、豆腐、红枣、橘子以及牛奶、鸡蛋、动物肝脏、瘦肉等食物，少食肥甘厚味及辛辣刺激性食品，以补充人体内维生素A和蛋白质。平时可多饮些茶，茶叶中含有茶多酚等活性物质，有利于吸收与抵抗放射性物质(海带和海草等也具有类似作用---编者注)。
最后别忘了，使用电脑后，一定要洗手。键盘上面附着着很多细菌和病毒，也会给人带来伤害。
(转载自"中国安全天地网", 2007年3月26日)

西方人理解“命运”的三种视野(二)

在古代世界，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两种“命运”的定向，又被人们领会为神意（在中国是“天意”）。“命运”在东方被理解为星相决定的“宿命”(英文是"Fate"---编者注)，但在西方（荷马史诗）最初是被理解为众神或主神所指定或计划之事(英文是"Destiny"---编者注)。同样，对西方人来说，机运也首先是“机运女神”（Tyche, Fortuna）所赐予或降下的偶然之事。这两种神意的差别在于，“指定或计划”体现的是神的意志的一贯性，而“赐予或降下”则体现了神的意志的无常性。无论如何，命运与机运在人类生活中的主宰力量，反射的是诸神或“天”的秩序，它们都是从这一秩序“发送”到人类的生活世界中的。显然，在这里，比“必然和偶然”更本源的，是对于“天”或诸神之秩序、以及对于“发送”的经验，“必然和偶然”都只是从这一更深层的经验而来的对“天”的猜测、揣度或形而上学化。后期海德格尔正是从对“发送”的经验出发，把命运或天命理解为“契机”（kairos）和“开端”(arche)。　　
从对于“天”或诸神秩序的本源领会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必然和偶然”之外，还有着对“命运”进行领会的第三种基本形态。这一形态虽然一直被占统治地位的“宿命论”和“机运论”所遮蔽，但从未在历史中消失。这种领会形态可以称之为“结构论”或“势论”。它在西方历史学中的集大成者乃是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在哲学领域中则以海德格尔弟子罗姆巴赫（H. Rombach）的“深层结构现象学”为代表。罗姆巴赫认为，古代神话所思的“天象”或“诸神”，其“密释学”涵义乃是人类生存的深层结构。人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敞开域的发生，乃是人与自然进行共创或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其中人和自然共同得到了平行性的改变（例如野猪被人驯化的过程与人的“家猪化”的过程是同一个过程）。每一历史性世界都有其“深层结构”，这一结构的生成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自身澄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作为自然、人或超自然之物，根本上是“相参”或相互重叠交错的。这一深层结构给予在其中开启的世界以定向、尺度和边界，因而对人类生活具有支配性力量。按照罗姆巴赫的理解，人类对于这种基本结构的经验，就凝结在神话中的“诸神”及“象”（Bild）中，例如，“人马座”这一形象凝结的乃是人与马的共创关系（马被驯化，而人生成为骑手）。[7] 与此相似，年鉴学派认为，决定人类历史的深层力量不在于短时段中显赫的政治事件和伟大人物，而在于以“长时段”为尺度所看到的“结构”。　

与这两种“结构论”相近，中国古代思想对“天”的理解也强调“自然”与人的“历史”的相参和统一。从这一点出发，中国古人总是从“天势”来理解历史之“天命”。“势论”从老子、孙子和韩非那里发端，最后在王夫之那里成为了一种渊深广大的历史哲学。王夫之认为，“天”乃是“势”与“理”的统一：“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曰天”（《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天”乃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整全境域，它的运作既不是完全的混沌，也不是完全的确定，而是具有“势”和“理”的。在这两者中，“势”是更根本的，它微妙而具动态，“理”只是在“势之必然处”得见。不过，“势”的形成却非必然，而是种种微不足道之事的聚集之结果；一旦“势”成，则这已成之势就成为支配性的必然（因此“必然”乃是“势”的固定化的形态）。人们的行为，从作为整全境域的“天”来看，总是促成了并非其本来意图的结果，由此推动着“势”的变化。我们可以用“棋局”作为隐喻来理解“势”：在对弈中，棋势的变化乃是局面、弈者之决断（政治决断要受时间的紧迫性影响，如同现代棋赛的“限时制”）以及决断所带来的、未曾预见的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最高水准的对弈中，我们无法一开始就预见到胜负，甚至在中局时也很难判别；然而，棋局的胜负也不能说是完全偶然的，因为，棋势的生成和变化包含着某种精微难言的奥妙。不是纯粹的偶然性，而是深邃的“棋道”在支配着棋势的生成。在最高水平的对弈中，我们看到的是“天”在棋局上的运作和发生。　　

这种“势论”在现代变形（严格来说是“蜕化”）为所谓的“路径依赖”理论，其结论具有某种“宿命”式的音调。这种“命运”理解把时间领会为分岔的、由不同可能性构成的枝状线簇。分岔时间本质上也是一种线性时间，但在每一点上都包含着自身的模态空间。这使得选择成为可能。但是，这并没有让命运被人操纵在自己手里，因为，每一次选择都是在前一次选择所划定了的边界内作出的，并且同样限制了后来所有选择的空间。这簇枝状线呈现出来的是人的可能性的不断缩减的过程：每一选择一经作出，这一节点上本来可能具有的模态空间就立即收缩（类似于量子物理学中的“波函数收缩”：尽管电子在一个量子系统中每一点上出现的概率是同等的，但一旦人观测到电子的所在，那么它在其它地方出现的概率就立即变为零）。这种对先前选择的敏感依赖性，或者说“路径依赖性”，使得人类的历史呈现出某种“锁定效应”：越是在前的人，他的可能性就越多，而越往后，他所能够从中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少。个体的生命也呈现出同样的结构：我们先前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后来的选择，有时甚至决定了一生的命运。这正是弗洛斯特的名篇《没走上的路》（罗池译）所说的：　

两条路岔开在林地，但自己—— 　　

自己走上更少行人的那一条，　　

而这就造成了所有的差异。

从这种理解出发，命运就是指历史或人生的路径依赖结构。弗洛斯特的诗只是在说初始选择所产生的差异，但严格意义上的路径依赖性是指人在时间中受起始点和传统的完全支配：播种选择，就收获行动；播种行动，就收获习惯；播种习惯，就收获传统；播种传统，就收获命运。这是过去时对于现在时和将来时的严酷统治：命运就是一个民族的传统，就是它在过去的历事中所形成的居留习性（ethos）和风俗律法(nomos)，人的生活方式在其中越来越趋于稳定和受到局限，直至陷入完全的重复。这样的“命运”是对一切新异性和契机（kairos）的否定，因而也构成一种“宿命”。

注释:

[7] 罗姆巴赫：《现象学之道》，前揭。事实上，关于诸神、神话与人类生存的基本经验之关系，在海德格尔那里就得到了深入的思考，可参考海德格尔对于雅典娜、普罗米修斯等神明所包含的初始经验的指引性分析。

（本文系司各特命学咨询国际信息中心提供的《中西比较命学研究参考资料》之一，转载自“易经文化联盟-雅虎群组” http://club.cn.yahoo.com/bbs/threadview/200073834_899__pn.html , 原标题《“命运”领会的三种基本形态》， 2007年9月2日, 本网略有删节和个别文字增补; 黑体为编者所用) 　　
说明: 上右图题为宿命和运命(即积极意义上的"命运")

西方人理解“命运”的三种视野（一）

正如“命运”这个词在汉语中所具有的多义性[1]那样，西方人对“命运”的理解也是多义的。这种多义性的经验虽然可以通过以不同的语词来分别命名（例如希腊文中的moira和tyche）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区分和澄清，但事实上，这些语词在区分之后仍然趋向于纠结和混同。比如，尽管英语中的fate和fortune在其拉丁语源中是意义完全不同的词，但在日常用法中这两个词仍然经常被视为同义词。这种混同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由于语词在日常使用中的随意所导致的退化和混淆，更主要的，是由于人类对“命运”的经验本身所具有的悖论或复杂性。通过词源学和日常语言分析，对语词所包含经验的重大或细微差异进行甄别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具有差异的经验常常是同时包含在人类对某一重大问题的经验的复杂整体中。 对西方生活世界中的“命运”理解来说，与其相关的基本词语呈现出明确的历史性和民族性特征：希腊人用moira和tyche来言说命运经验，与moira相关的还有命运三女神和复仇女神； 罗马人则以拉丁语的fatum和fortuna来言说这种经验，并且这一对词语还伸展到英语之中； 德国人则以Geschick和Schicksal来传达这种经验。此外，英语和德语中还有着种种表示厄运、必然和偶然的语词，比如chance, destiny, necessity，doom，它们都与“命运”有着一定关联。这些不同的语词各自扎根于其所从出的民族共同体的生活世界，并由此而获得它们的历史性和差异性。对于它们的领会不仅作用于日常生活和严肃思想领域，而且构成具有奠基历史的作用的决断[2]。 这里, 我们虽然是把目光集中于对“命运”的日常领会上，但是，日常领会所包含的基本倾向和形态仍然会将自身投射到严肃思想的领域里，并在其本源性的不同程度中规定思想的不同路向。无论是在中国、印度还是西方，人们都把“命运”领会为某种超出人类控制力和理解力的超强力量。对这种超强力量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解（也是不够本源的理解）具有两种基本定向：它既可以是命定的、必然的，又可以是运气使然、偶然的。这两种盲目的、不受人控制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日常领会中都被称为“命运”。对必然性的日常表述是：“这是注定了的命运。”而对偶然性的日常表述是：“命运无常”，或“命运是瞎的”。这种基本的两义性结构内在于日常的“命运”理解本身。在人们的一般理解中，希腊文的moira和拉丁文的fatum主要对应于必然性的命运；而tyche和fortuna则主要对应于偶然性的机运。同样，在汉语的“命－运”一词中，“命”似乎偏重于必然性，而“运”则更偏重于偶然性。日常领会中“命运”的另一重两义性在于：“命运”既可以是指带来福祉的好运或天意，也可以是指造成不幸的厄运和坏运气。例如在英语中，fate更多地用来指厄运或坏运气，而fortune则常用于包含喜乐的好运。在汉语中我们也可以体察出同样的意蕴结构：我们在说“这是你的命”时一般是用来形容这个人的倒霉，而“你真走运”则是指好运的降临。因此，在“命－运”经验中包含着忧和喜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情调，它们与“必然和偶然”的两义性交缠在一起，形成了日常人们对于“命运”进行理解的基本结构。　　 从这种主流理解出发，“命运”就具有了两种基本形态：作为必然性的“命运”和作为偶然性的“机运”。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前者一般表现为宿命论，后者则表现为机运论。“宿命论”一般被认为是发源于古代东方，后来扩展到西方世界中，它奠基于“循环时间观”之上。这里所说的“循环时间”不同于尼采的“永恒轮回”，而是指古代人日常生活中普遍具有的某种观念。古代人所理解的循环时间乃是指事物在其中以周期方式重复出现的时间，它可以是指严格的循环（每一事物的完全重现），也可以仅是指主题的循环。在主题的循环中，虽然时间中出现的个别事物并不重复，但支配着个别事物的主题或关系将会以周期方式重复：例如春、夏、秋、冬作为自然时间的循环，晨、午、昏、夜作为度日时间的循环，童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代际时间循环，以及像中国古人所说的“五德终始”的历史时间的循环。在某种意义上，时间必然会被人以循环或周期性的方式经验，正如钟表的圆形结构所表明的，这种节奏和周期性是计时得以可能的条件。循环时间观的生存论基础正在于人的生存所遭遇到的基本主题的周期性。 从循环时间观出发，人们将命运领会为“命运之轮”。无论是严格循环的轮回，还是基本主题的轮回，命运在此都被理解为“宿命”。这种古今流传的关于“永恒轮回”的宿命论被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以侏儒之口说出来：　“一切笔直者都骗人”，侏儒不屑地嘟哝道，“所有真理都是弯曲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圆圈。”[3] 正如歌德所说的：“人们了解得越多，知道得越多，就越能认识到，一切都在绕圈子。”这就是尼采的“侏儒”所思考的循环时间[4]。这样一种时间观念使得所有的思考和计划都成为多余的，甚至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命运之轮作为一种永恒运转的在自身中运行的必然过程，将使人们陷入纯粹的无所作为状态，这一“古老的重负”曾使东方的历史河流淤塞了[5]。这种宿命论的比较精致的形式乃是星相学，亦即从天体的位置来预测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未来，这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某特殊时刻的天体位置指向的正是“命运之轮”上的刻度。而在现代文人斯宾格勒那里，从生命的循环周期出发的宿命论则以“比较文化形态学”的面目出现：“宿命”乃是每一文化都必然要经历的“青春、生长、成熟、衰败”各阶段的“有机的必然性”。[6]　　另一方面，人在生活中又常常能经验到种种无法解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偶然性。这些偶然性并不一定就是由缺乏经验带来，恰恰是在那些具有丰富经验的人那里，偶然性或机运的力量才可能被更深地经验到。这是因为，只有对于已经掌握了规则、具有预见力的人来说，例外情况的降临才是致命的：它不仅打击了他的自信，而且常常将他置入极其险恶的环境中。正是在人的预见力没有预见的地方，“天意”和“机运”才开始以前所未有的严酷和力量现身。因此，一位富有战斗经验的将军比起一位普通人，显然要更清楚“偶然性”或“机运”的意义。偶然性乃是到来之事的不可预见性：即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预见到未来会发生什么，但仍然会出现“例外”的情况。事实上，正是为了应对偶然或未来的不确定性，人们才要制定各种规则和法；但任何规则又都有例外，而且正是这不可确定的例外显示了规则的边界。这种突然降临的偶然性，就要求人在规则性的预见能力之外，还要具有一种应机而动、当机立断的能力，这种决断将决定偶然性对人类生存所造成的影响。普通人由于缺乏决断力而被偶然的机运完全主宰，但最有力量的人则能抓住机运女神“以精确计算的摆动、以神奇的拱形弧线”向他抛来的东西。正因如此，对命运的“机运论”理解总是和“决断论”密切关联在一起。

注释：

[1] 据《古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版），“命”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具有九种用法或意义：1，命令，支配，教令；2，指派、差遣；3，教导，告；4，古代帝王按等级赐给臣下仪物；5，天命；6，命运；7，生命；8，命名；9，信，必。而“运”也有七种用法或意义：1，运转，转动；2，转移；3，搬运，运送；4，运用，使用；5，气数，运气或世运；6，地的南北向距离；7，通“晕”，日月周围的光圈。　　我们将会看到，汉语“命-运”的用法所包含的基本经验的整体，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几乎都有应和：A，“命令、支配”的经验包含在海氏对“开端”（Anfang）或“本原”的解说中，开端乃是一个“遥远的命令”，它支配着历史；B，“指派、差遣、运送”的经验包含在海氏对“天命”（Geschick）的解说中，Geschick就是“聚集着的遣送”；C，“教导、口授”的经验包含在海氏对“授命”（das Diktat）的解说中，思想乃是存在本身的“原始的口授”；D，“运用、使用”的经验，包含在海氏对阿那克西曼德之“用”（Brauch）的解说中，存在或天命之道说“用”人来达于其显现。对海德格尔的“命运”思想来说，这四层相互关联的经验，比起“命运”一词中的“必然”和“偶然”的经验更本源、更重要。对此的详细探讨请参见本文第三章。

[2] 海德格尔说：“基本词语是历史性的。这不光是说：在我们可以用历史学方式一览无余的那些过去时代里，基本词语有各各不同的含义；而倒是说，根据对基本词语的占支配地位的解释，它们现在和将来都具有奠基历史的作用。”见氏著：《尼采》上卷，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页158。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像罗姆巴赫（H. Rombach）那样质疑“基本词语”的本源性，亦即，“澄明”（Lichtung）的历史性发生，是否首先是通过思想或哲学的基本词语显现出来，抑或它首先和原初地并不通过“基本词语”显现，而是在人与自然本身的交道和共创中生成为一更深的“基本结构”，并凝结在神话的“象”（Bild），而非思想的“词”中。参见罗姆巴赫：《现象学之道》，王俊译，网址见：http://www.cnphenomenology.com/0604102.htm。

[3] 转引自海德格尔：《尼采》上卷，前揭，页286。

[4] 论文后面将指出，尼采本人所理解的“永恒轮回”与这种宿命论无关，而是一种关于“瞬间”和决断的思想。可参考海德格尔：《尼采》上卷，第18节“轮回思想与自由”，前揭，页385－393。

[5] 海德格尔：《尼采》上卷，前揭，页385。

[6]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1月版。
（本文系司各特命学咨询国际信息中心提供的《中西比较命学研究参考资料》之一，转载自“易经文化联盟-雅虎群组” http://club.cn.yahoo.com/bbs/threadview/200073834_899__pn.html , 原标题《“命运”领会的三种基本形态》， 2007年9月2日, 本网略有删节和个别文字增补; 黑体为编者所用) 　　

说明: 上右图中的英文是: 将宿命转变成运命---和您的灵魂展开新的对话.

博士信箱: 金融风暴成因论 (三)

对金融工具缺乏严密的法律规范
人类史上的第三种"财富掠夺形式"造成这次金融风暴的第二个原因是对金融工具缺乏严密的法律规范，一些聪明头脑设计了种种复杂的金融工具——特别是某些金融衍生工具，使金融系统中充斥着层出不穷的欺骗，包括非法的欺骗和现在仍合法的欺骗。非法的欺骗如华尔街资本管理人马多夫一人就制造了高达500亿美元的骗局。更多的是借助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合法的"欺骗".投资人的钱另一部分就被大大小小的聪明"脑袋"用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转移到他们口袋里了。金融工具可以分为"基础性金融工具"和"衍生性金融工具"."基础性金融工具"包括本国货币、外汇、股票、债券、商业票据等；"衍生性金融工具"是通过预测汇率、利率、股价等的未来市场行情变化趋势、采用支付少量保证金的方式签订各种远期合约或互换金融产品等交易方法的金融工具，如"股指认估期权"、"股票指数期货"、"信用违约掉期"（CDS）。CDS是一种高风险资产的"违约保险"，当出现债券违约时，持有CDS的公司必须及时支付违约款项。到2008年3月，CDS的规模就达到62万亿美元。由于近二十多年来"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的"创新"，交换过程被无数复杂的金融工具弄得不透明了，而且，由于交换中存在着一般投资者难以弄清楚的"时滞"（Time Lag）、各种各样的"期权"和高"杠杆"形成的高风险，这样，"聪明人"可以凭借他的"脑袋"设计出形形色色的衍生工具，使"投资者"在高"回报"的承诺下盲目投资。"金融衍生工具"和股票不同，股票市场会膨胀，股票升值人人受惠，股票下跌无人倖免。购买"金融衍生工具"是一种购买者同意下的"财富转移"方式，和赌博一样，有人赚钱的话必定要有人输钱，与一般赌博不同，许多购买者是在弄不清金融衍生工具的"赌博规则"的情况下购买的。所谓"金融衍生工具"就是利用"杠杆原理"，用少量的钱，买进或卖出许多倍金额的证券的"购买权"或"卖出权".在市场走向和你买卖证券的"目标"相同时，就可以赚到数倍、数十倍的钱。而金融市场从业员的收入是和买卖"衍生证券"所赚的钱成比例的。1986年，全世界"金融衍生产品"的名义价值为0，2008年超过300万亿，相当于全世界所有国家GDP（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5倍。这么巨额的"衍生产品"的交易，给从事于交易的金融机构和个人带来了巨额财富。仅华尔街就集中了35万个金融从业人员，2006年每人平均所得到的"奖金"是30万美元，而一些高层主管可以拿到几百万美元。2007年，华尔街五大投资行的全年薪水支出就高达700亿美元。当那些投资银行"高管"离职时，还可以拿几千万美元的"遣散费"，一年前，美林公司董事长奥尼尔离职时得到了6600万美元的报酬。这些"价值"中的大部分并不是他们"创造"的，而是把数以万万计的"投资者"的钱在没有真正盈利的情况下，转移成为他们自己的财产了。这是人类史上继"战争掠夺"、"权力掠夺——专制独裁和贪污腐败"以来的"第三种掠夺"——"金融掠夺"他人财富的形式。当金融风暴发生时，成千上万"投资者"（包括401K、IRA退休帐户）发现他们的钱"蒸发"了。由于"金融系统"中的"个体"非常不同，一个大金融机构、大银行家，其"行为能力"是一个"小股民"的几万、几万万倍。当马多夫那样的人进行欺骗时，加上无数依靠"金融衍生工具"进行的当前不违法的"欺骗"，其后果就极其严重了。

"一只看不见的手"不足以调节市场经济
金融风暴的第三个原因是把"市场经济"理想化，政府对金融系统监管不力。与"理想市场经济"相比，"实际市场经济"中，交易双方在"自主行为能力"上、在获取交易信息上是不平等的。交易的双方往往不能看清对方，市场是"不透明"、"不完全透明"或"半透明"的。交易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时滞".在"资本市场"中、特别在"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中，到处有"市场黑洞"，这就成了金融欺骗的温床。马多夫的骗局不可能在一个"农贸市场"得逞，却可以在"资本市场"中通行无阻，就是因为资本市场的"不完全透明性".如果说，商品市场和一切"理想市场"可以靠"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动调节，那么，可以说，交易数量超过300万亿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是由若干个看不见的聪明"脑袋"所设计、控制的。这些"脑袋"，包括马多夫的"脑袋".当许多国家的政府以"市场经济"的原则调节经济时，巨额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使政府的货币政策大打折扣而难见成效。亚当。斯密的理论是理想市场经济的理论，弗里德曼的理论也无法说明今天信息时代的实际市场经济。"一只看不见的手"不足以调节实际的市场经济。在实际市场经济中，既然存在若干个"聪明过人"的、有巨大行为能力的"脑袋"，那么，也就需要比这些"聪明脑袋"还要聪明的政府去监管他们的投机行为。美国政府对金融系统监管不力，是造成这次金融风暴的重要原因之一。"全球化"造成了"金融风暴"规模的扩大本世纪第一天，我在香港发表的一篇文章《"全球化"中的商品、技术、资本、人的流动》中说："近二十多年来，人类在经济和技术领域里最大的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二百多家最大跨国公司的总收入相当于全世界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几万家跨国公司控制了70％的世界贸易；二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流动成为可能；三是愈来愈多的国家放松或取消外汇管制，对外国金融机构开放国内市场，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前哨》2001年1月1日）在同一天发表的《新纪元的"时间观"》一文中说："在新世纪开始的第一年，如果没有什么"突变"，中国将踏入WTO门槛，跨国公司将在中国长驱直入，外国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将在中国设立越来越多的分支机构。不出几年，中国社会上的私人存款将会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流入外资银行，私人外币存款就更不用说了，百分之九十将转向外资银行。以光速流动的资本终于突破中国的国界，把中国卷入全球性金融风云变幻之中。资本只有一个本性，总是向着报酬率高的地方流动，当资本如潮水地流向中国时，中国将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当中国腐败日愈加深、银行呆帐日益扩展，经济泡沫日益显露时，外资就会如同潮水般地撤离。"（《争鸣》2001年1月1日）可以说，这次金融风暴遍及欧美中日，与"全球资本"的"光速流动"密切相关。

建立"三类金融信息和安全中心"
近二十年来一次又一次金融风暴，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弗里德曼的经济理论。我的看法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只是部分地反映了真理，这一"理论"是二十世纪理想市场经济的理论，它与实际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为了说明二十一世纪的实际市场经济，需要在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市场经济模型，建立"可调节的、透明资本市场的经济理论".在二十一世纪全球互联网愈来愈发展的今天，为防御金融风暴，需要通过"立法"，需要有比人类个体"更聪明"的"脑袋"来从事"监管".为此，需要建立三类金融中心。
第一，中国、印度、美国、日本、巴西等国以及欧盟，各自可以建立自己的"全球金融信息中心"，每时每刻分析、研究全球金融状况。
第二，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中心"或"国家金融安全委员会"，保障各自国家内的"金融安全".
第三，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全球金融安全中心".人类史上的第三种"财富掠夺"是金融界少数"聪明人"对几十亿"量入为出"的普通人劳动成果的掠夺。当每一个国家、当全球建立了上述三大中心、把金融系统中的"聪明人"和"互联网"结合在一起时，就可以击破金融界一个又一个"聪明人"的"金融骗局".自由的市场经济要和"金融安全"相结合，一些经济大国有必要制订《金融衍生工具法》，把"资本市场"的"透明化"、防止"金融欺骗"、消除"金融黑洞"考虑进去，制止和防止全球性的、大规模的"金融掠夺".
（写于2008-12-30，2009-1-1修改，纽约，2009-1-7在网上发表时又增加了一些内容）
《金融风暴成因论》中的几个数字：2008年美国股市市值蒸发7万3000亿美元。2008年中国A股蒸发了22万亿元人民币，平均A股股票族每人损失38万元。2008年全球股市共锐减30万亿美元。2007年全世界所有国家GDP（国内生产总值）总和54万30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美国"次贷危机"涉及360万户购房者，如果每栋房屋以20万美元计算，总贷款就达7200亿美元。华尔街资本管理人马多夫一人制造的骗局，金额高达500亿美元。1986年，全世界"金融衍生产品"的名义价值为0，2008年超过300万亿，相当于全世界所有国家GDP（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5倍。2006年华尔街集中了35万个金融从业人员，每人平均所得到的"奖金"是30万美元，一些高层主管可以拿到几百万美元。2007年，华尔街五大投资行的全年薪水支出达700亿美元。2007年，美林公司董事长奥尼尔离职时得到了6600万美元的报酬.
(本文系司各特命学咨询国际信息中心提供的《中西经济预测学比较研究参考资料》之七, 作者严家祺, 转载自"新世纪新闻网", 2009年1月1日)
上右图: 各种不同红色所标示的世界各国和地区都程度不同地遭受了去年这场金融风暴的影响.

博士信箱: 金融风暴成因论 (二)

"金融风暴"和"自然风暴"的区别

台风、飓风是"自然风暴"，都是高风速的热带气旋，是一个由云、风和雷暴组成的巨型的旋转系统。中国称为"台风"，美国叫做"飓风"."金融风暴"与"海啸"、"台风"、"飓风"一样都有"突发性"和"毁灭性"，但在形式上不象"海啸"，而更接近自然界的"风暴".但与自然界的"风暴"有四点不同：第一，"自然界风暴"中的"个体"是一个个"水汽"和大气分子，他们没有"自主行为能力"，而"金融风暴"中的"个体"，是"银行家"、"政府"、"企业家"、"贷款者"、"债权人"、"股民"和"存款者"，他们都有"自主行为能力".第二，"自然界风暴"中的"个体"大小相差不大，而"金融风暴"中的"个体"非常不同，一个大银行家，其"行为能力"是一个"小股民"的几万、几万万倍。第三，"自然界风暴"中的"个体"没有"智力"，既没有"骗子"，也没有"傻瓜".而"金融系统"或"经济系统"中，既有格林斯潘那样的"聪明人"，又有马多夫这样的超级大骗子，还有无数上当受骗的"傻瓜".不过，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在"金融风暴学"中，"傻瓜"（simpletons）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概念"，理想的"消费者"在许多方面都是"傻瓜"，许多热衷于"期货"、"期权"的"投资者"既是"赌徒"，也是"傻瓜".第四，"自然界风暴"的"动力源"是太阳辐射能、地球引力、地球自转的"科里奥利力"，这些是"外在动力"，而"金融风暴"的"动力源"是"内在的"，是"股民"、银行家的"投资能力"和"放贷能力".过度"超前消费"是金融风暴首要成因这次金融风暴如此激烈、如此严重，第一个原因是，与近几十年来欧美国家普遍化的"超前消费"生活方式有关，与许许多多人远远超过自己收入的"超高消费"、"超高奢侈"有关。"超前消费"需要借贷，适当的"超前消费"有助于货币流动，有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一个经济体来说，"超前消费"普遍化程度有一"临界点"——我把它称为"Y点"（可以用一数学模型严格定义"Y点"），超过这个限度，这个经济体的运转就会不灵。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理论就是建立在"超前消费"生活方式之上的，而且看不到有一个"S点".弗里德曼把"消费者"的收入分为"一时收入"和"持久收入"，把"消费者"的消费分为"一时消费"和"持久消费"两类。他认为，消费者可以不"量入为出"，可以动用他"未来的预期收入".例如，一个人在30岁时向银行借贷卖下一栋房子，到60岁时还清贷款。在30年中，他负债而有自己的房子，实际上是动用他"未来的预期收入".按照"量入为出"的消费方式，这个人要到60岁才能卖得起同样的房子。所以，在这个人30到60岁的时间内，他依靠"超前消费"，比"量入为出"的人过得要舒服得多。然而，这只是一种在"理想状态".在现实中，这个人在60岁前往往会失业、生病或者遇到意外，他无力再还贷款。现在美国极大多数人都实行这种"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其中，"次贷危机"涉及360万户购房者，如果每栋房屋以20万美元计算，总贷款就达7200亿美元。这些"购房者"利用"贷款"机制已经在"超前消费"了。这次美国的金融是在"超前消费"的普遍化程度超过了Y点这一限度而突然发生的。在这次金融风暴中，许许多多投资者发现自己投资的钱"蒸发"了，实际上，是"投资者"的一部分钱已经被那些"超前消费者"、"超高消费者"、"超高浪费者"化光了，这就是股市的"蒸发".如果政府过度开支或依靠过度发行国债来"超高消费"（如北京奥运、中国许多地方政府盖豪华的政府大楼）、把钱用在不能增进民众福利的地方（如背离本国国家利益、不得人心的战争）、这也是促成"财富蒸发"的因素之一。

(本文系司各特命学咨询国际信息中心提供的《中西经济预测学比较研究参考资料》之七, 作者严家祺, 转载自"新世纪新闻网", 2009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