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西式精神療法插隊落戶在中國

[本网訊] 现年40岁的李献云大夫，从1991年开始就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当一名心理医师，可是从前，她从不在公开场合跟人谈论她的工作。她说，一般人会认为那是一种古怪的工作，并且，会想当然的以为，她在精神病院工作。但是现在不同了，那些与她来往的人都对她的职业产生出很大的兴趣和敬意。“如果我告诉他们，我是一名心理医师，并谈到我的工作，他们就会露出钦佩的神色，” 李献云说。“他们会咨询我的建议，有的人问如何抚养孩子，有的人会问如何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幸福来自内心世界的追求
彭博社刊登的当·劳伦斯（Dune Lawrence）的一篇报道认为, 随着社会的变迁，教育和求职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贫富差距更随之不断扩大。为了缓解所面对的压力，一些人开始求助于西式疗法包括心理分析。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理念和传统文化过去一直提倡集体主义，批判个人主义的国度里，这是一种相当剧烈的改变。“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中国民众也比以往更开放，更注意自己的内心世界，”成都的心理医师郑玉（Zheng Yu，音译）说。根据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统计，中国人口中，有15％的人患有精神疾病，占中国所谓的疾病负担的20％，而疾病(或伤害)、早死对患者、家庭、社会和国家所造成的任何健康和经济方面的损失或压力都可称为疾病负担。相比较，世界健康组织估计，全世界的疾病负担比率大约为13％，到2020年时可能会上升至25％。由于工作压力大,许多白领在工作和家庭双重压力作用下，看起来就像被太阳晒坏了的花一样无精打采，而工作压力可能是导致精神疾病的原因之一。根据翰德国际顾问有限公司（Hudson Highland Group Inc.）的一项调查报告，51％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压力要比前年大。根据该报告说，这是中国连续第二年在亚洲压力程度上排位最高。“一些人有了钱以后，他们会感到，‘我很成功，但还是不快乐，’”37岁的李凯西（Kathy Li）说，她于2005年辞去传媒界的工作，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心理咨询诊所。她指出：“人们开始意识到，能让他们感到满足的是来自内心世界，而不是外部因素。”
心理療法的落户近况
今年5月四川大地震导致8.75多万人死亡，这进一步加快了中国心理医疗事业的发展。政府官员专门请来了外国专家为地震幸存者进行精神和身体创伤的医疗。需要外界援助，也暴露出中国心理治疗人材短缺的现实。中国13亿人口中，只有大约3万名专业心理医师和顾问。世界健康组织的数据显示，在亚洲国家中，每10万人口中才有1.3名心理医师。而相比之下，美国的比例是13.7名。“你可以看到两者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李凯西说。过去10年里，中国劳动及社会保障部设立了心理辅导证书的考试制度，大多数大学里现在也根据教育部的规定，设立了辅导中心，帮助学生缓解压力和解决类似的问题。国际合作也提供了培训的机会。非盈利组织中美精神分析联盟（China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lliance）招收了57名中国人，参加一个为期2年的培训项目，由美国心理学专家通过互联网电话服务软件Skype来进行相关知识教学和培训。美国心理医师还通过北京自杀研究和防范中心提供培训课程，李凯西就是在那里工作的。美国心理咨询师大都受过良好的系统教育，社会地位和收入都很高。专家的收费标准是每小时150美元，最低的也有几十美元。实际上，中国的心理治疗历史可以追溯到90年前。1917年，中国成立了首家精神诊所，心理医学第一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了立足之地。但在1949年以后，心理医学被视作伪科学而打入冷宫。在文化大革命中，心理医学干脆就被禁止了。
文化差異對心理療法的過敏
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面子”的正面意义和价值，以及转弯抹角地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两者，都与以公开谈论问题做为治疗方法的心理分析截然相反。中国的传统习俗还强调个人对集体，特别是家庭的贡献，而不主张自我实现。而在中国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后，这种观念更为弘扬加深，教育和宣传都强调党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李凯西说，她在医学院读书时并没有接受过心理医疗的培训。现在，她采用心理辅导方法来治疗她的许多病患者，而部分原因是文化传统和一些中国人讨厌药物治疗。“他们对我说，‘我不想吃药；药物有很多严重的副作用，’”她说。
调动内能的中式心理疗法
北京中医大学的教授，59岁的刘天军（Liu Tianjun，音译）崇尚传统的气功疗法，他是通过调动人体的内部能量来强身健体的，这被他称之为中国“自己的心理疗法”。上海心理医师，46岁的赵旭东（Zhao Xudong，音译）实行家庭疗法，有时候也采用催眠疗法。他说，他的诊所已经“太忙了”，“新到的顾客要看门诊得等上5个月”。成都理疗师郑玉每周有4天时间会靠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通过Skype与他自己在纽约的心理医师通话。他从2005年开始就一直坚持这么做。现年38岁的郑玉不论是私生活还是在工作上，都遵从弗洛伊德于20世纪初在维也纳创造的长期精神分析法。
獨生子女需要心理動力學
人口专家预测，未来10年，中国包括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组成的“独生父母”家庭至少会达到上千万个，并将成为社会主流。在这种家庭结构中，作为家庭劳动力和经济核心的独生子女夫妻，上面最多会同时有12位老人需要他们照顾。不管在经济还是情感上，这样的压力都是显而易见的。郑玉说，弗洛伊德的家庭动力学理论是以希腊神话中，杀死自己父亲，与自己母亲结婚的“俄狄浦斯恋母情结”为基础。这与当今中国社会上许多独生子女的烦恼相吻合，这些独生子女受到过度保护，无法从父母身边独立。
心理療法不是靈丹妙藥
到目前为止，今年中国的股市已经下跌了64％。此外，当前中国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欧美消费需求缩小，使得依赖出口带动经济成长的中国及其民众的压力可能随之增加，这些都可能会增加民众对心理治疗师的潜在需求。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心理辅导做为缓解压力的方法，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医师李献云担心，人们可能又会对心理疗法抱着过度期待的心理。许多人现在“把心理医疗视为某种奇迹，” 她说。他们需要弄清楚的是，心理医疗其实更像医学，没有办法解决病人的所有问题。 (本文系司各特命學咨詢國際信息中心提供的《當代命理咨詢學參考資料》之一，轉載自《多维新聞网》 , 原標題《特稿﹕精神壓力大，中國人尋找弗洛伊德》, 2008年10月22日, 本网有刪節和某些文字改動和變動，文內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編者手記〕 上文開頭提到普通中國民眾對精神療法的誤解和疑懼，原因之一可能和漢英兩種語言應用的習慣差別有關。漢語中“神經病”一詞也可用于泛指“精神病”；而在英語中神經病是“neuropathy” 或“neurosis”（指神經系統的功能性疾病，如神經衰弱和強迫癥等），精神病就是“psychosis”或“mental illness”（指無法確定生理性功能障礙而和心理活動能量不暢有關的癥狀，如情感失控和性格偏執等），兩者並不通用。在漢語中，無論是神經病還是精神病，這些詞多少都帶有貶義；若家人有這些癥狀，是會被認為屬于“家丑”而不能外揚的。 此外，我們在觀察西式精神（或心理）療法插隊落戶在中國時，還需留意兩點，即西方精神療法出現的歷史背景和馬克思主義對心理分析學說的批評。

1789年，象征國王權威的巴士底獄的塔樓在法國大革命中被轟倒，天主教的精神權威也隨之被摧毀，此後，世人追求世俗幸福的洪流一瀉千里，在“國家”或“民族”的旗號下，人們為了更多的物質利益而你爭我奪，互相殘殺。當尼采（德國哲學家，1844~1900）大聲宣告“上帝已死”的時候，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和西方世俗社會的各種矛盾正在匯聚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烏雲籠罩全球；至此，以哥倫布1492年發現美洲新大陸為頂峰的文藝復興運動所開創的近代文明開始進入尾聲。在一個沒有了上帝而又物欲橫流的世界上，西方人要如何來安頓自己的靈魂或心靈呢？1900年，患有嚴重精神病癥的尼采去世，生前他幻想所謂的超人來拯救已失去靈性的人類。也就是在這一年，弗洛依德（奧地利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學家，1856~1939）出版了《夢的解釋》，創立了以心理分析（主要以釋夢）為基礎的精神療法。現在看來，這並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因為弗氏的意圖很明確，他是要用心理醫師的專業知識來取代傳統教會的牧師說教，用心理分析來疏導久被壓抑的情緒，撫慰被物欲所踐踏的心靈。弗洛依德所面對的病患大多數都是女性，而她們正是那個（也是現在這個）物質文明時代的最大受害者—由于各種形式（包括神權、政權、族權、父權、夫權和 \ 或金權不同程度）的壓迫導致精神病，而被社會打入另冊。弗洛依德根據自己所學專業的理解，將各種精神疾病的成因歸結為性欲的壓抑，並以此來解釋整個現代文明所面臨的各種危機。但用性欲來說明人的心理動力來源，這個理論並未被普遍接受，因為這只是（生年月亮和土星都落在象征性欲活動的第八宮的）弗洛依德本人獨特體驗的結果，他的弟子、瑞士精神病學家榮格（1875~1961）就認為，人的心理動力來源可能是一種比性欲含義更廣泛的普通生命力，個體人的心理活動可以在“集體無意識”中找到根源。他們和後來許多心理學家的持續探索，奠定了現代西方精神（心理）療法的基礎。榮格生前通過自己的研究已經認識到星相學和心理學在功能上的相似性，即它們都被用來撫慰心靈，安定人生；換言之，星相學實質上就是古代的心理學，而心理學則是現代版的星相學〔法國哲學家拉康（1901~1981）也認為，心理分析是一種“體面的星相術”〕，區別是兩者觀察的角度和使用的術語不同罷了。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本質應該從各種社會關係的聯係中去理解，而弗洛依德將人的本質歸結為心理活動，從而將社會生活心理化、人的心理活動生物化。其實，馬克思主義並不否定精神分析學說的具體貢獻（如無意識領域的發現和探索），而是認為這些心理學家們在觀察和研究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歷史和人與自然等關係時的視野有局限、方法有偏差，而這自然會導致其結論的偏頗。倘若根據這些結論來指導改造世界的人生活動，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的了（本文最後一節參考了《馬克思主義對心理分析學說的批評》一書，原著﹕〔法國〕C. 克萊芒等，譯者﹕金初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