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的智慧究竟从何而来?
在上面的两小节中，我们分别探讨了脑结构与遗传、智慧与遗传的关系，通过以上探讨，我们知道遗传对脑结构的形成以及脑功能的实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遗传并不能决定终生，遗传并不是决定智慧的唯一因素。如果说遗传并不是决定智慧的唯一因素，那么智慧究竟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人的智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作者认为，决定智慧的主要因素有三个：遗传、环境及自我，人的智慧与遗传、环境以及自我都有密切的关系，为了能够更确切地表达我的观点，我总结出了一个智慧公式，其内容如下： I = S（Inh + E） 式中I表示智慧（Intelligence），Inh表示遗传（Inheritance），E表示环境（Environment），而S则表示产生智慧的主体“自我”（Self）。智慧公式揭示了智慧I与遗传Inh、环境E以及自我S三因素之间的关系，即人的智慧I等于遗传Inh、环境E之和与自我S的乘积。智慧公式说明，智慧I是遗传Inh、环境E以及自我S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遗传Inh、环境E及自我S三因素中任何一因素的改变都有可能影响智慧I；智慧公式进一步说明，人的智慧I既取决于遗传Inh，也取决于环境E，但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自我S，在遗传Inh、环境E以及自我S三个因素中，自我S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智慧公式还说明，不仅遗传Inh、环境E及自我S能够影响智慧I，而且智慧I的改变也会反过来对遗传Inh（脑结构）、环境E以及自我S产生重要的影响。 智慧公式的根据是什么呢？我们在《究竟什么是智慧》一文中曾经讲过，智慧就是脑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脑要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及解决问题，就必须具备相应的脑结构，脑结构是脑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及解决问题的神经基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神经基础，那么脑就根本无法产生出智慧能力来。脑结构来自于遗传，如果一个儿童在出生的时候就能够拥有一个最优化的脑结构，那么这样的脑结构就很有可能产生出非凡的智慧来，例如莫扎特、歌德、高斯。如果一个儿童在出生时就不幸拥有一个无序的脑结构，那么像这样的脑结构就势必会严重影响他的智慧能力，结果就会形成痴呆或低能。脑结构是智慧的神经基础，智慧首先取决于脑结构，由于脑结构来自于遗传，所以也可以说智慧首先取决于遗传，即I取决于Inh。 具备了一个好的脑结构，仅仅是具备了产生智慧的可能性或潜在的能力，具备一个好的脑结构并不等于自然而然就具备了智慧。这是因为智慧是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脑不去发现问题、认识问题以及解决问题，那么即使拥有一个最优化的脑结构也很难产生出非凡的智慧来。脑如何才能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及解决问题呢？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人生存于一个纷繁复杂的环境之中，在他的生存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许多多不清楚、不明白的事或物，必然会遇到许许多多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困难，这些“不清楚、不明白的事或物”、这些“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困难”就是人类遇到的“问题”。人生活在一个问题的海洋之中，人生存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认识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过程，智慧就是在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人生存的环境对智慧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生存于不同的环境，人就会遇到不同的问题，认识的问题以及解决的问题也就有所不同，不同的环境对智慧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正如高云鹏、荆其诚二先生在《开发自我——脑、社会和心理》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包括家庭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以及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对养育子女的态度等），就像树木赖以生长的土地；而社会大环境（包括社会制度、政治形势、有关政策，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方方面面），就像树木生长其中的气候条件。如果风调雨顺、阳光充足，则能长成大树。”（8） 我们在《破解大脑之谜——精神分子论》一书的第22章“自我的本质”中曾经讲过印度加尔各答的“狼孩”，由于这个孩子从出生到8岁一直在狼群中生活，所以他失去了人的心理，形成了狼的习性。他用四肢行走，舔食扔在地上的肉，怕强光而夜视敏锐，害怕水而不愿洗澡，寒冷天也不愿穿衣服，深夜嚎叫。由于“狼孩”从出生到8岁一直生活在狼群及自然的环境之中，这种环境改变了他，所以他的智能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我们在前面还曾讲过“王子”故事，王子原本是一个天资很高的儿童，但是由于他多年都被囚禁在一个小黑屋中，他最后他变成了一个智能十分低下的人。王子原本天资很高，那就是说他应该具有一个优化的脑结构，一个优化的脑结构本应该产生出非凡的智慧来，但是王子却变成了一个低能的人。王子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低能的人呢？根本的原因就是环境，正是恶劣的环境把一个天资很高的王子变成了一个低能的人。 上面的两个例子都是来自于文献，下面我再举一个我亲眼目睹的例子。我的学生时代正值“阶级斗争”理论风行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每一个人都被贴上了一个无形的政治等级标签，这个政治等级标签就是根据家庭出身所定的“成分”。千万不可小看“成分”的厉害，它可以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它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在我的同学当中，有不少天资聪明的学生，但由于他们出身于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家庭，于是他们先天注定只能拥有一个坏“成分”。正是由于他们的坏“成分”，他们的政治地位很低，不仅在学校倍受歧视，而且每到升学的时候不论你的成绩有多么优秀也大都会被淘汰下来，他们根本无法进入初中或高中学习，进入大学的更是凤毛鳞角！他们小小年纪就脱离了学习的环境，不得不回到农村去为生计而挣扎。由于环境的限制与制约，他们的天资很难得到充分发挥，自然他们也就很难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几十年过去了，“成分”虽然被废除了，但是当年这些天资聪明、风华正茂的学生们都变成了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的老农夫或老农妇！严峻的政治环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埋没了不少人才。当然，并不是说在艰难的环境中就不会产生智慧，只要有人的存在，智慧之花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会开放。但是环境对智慧的影响确实很大，如果没有“成分”的束缚，我相信在这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子女中一定会涌现出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来。 正如美国行为主义创始人华生所说：“给我一打健全的儿童，我可以用特殊的方法任意地加以改变，或者使他们成为医生、教师、艺术家、大商人，或者使他们成为乞丐、盗贼。”（9）华生所说的“特殊的方法”恐怕主要指的就是教育与环境，其实教育也可以视为一种环境，不同的环境确实能够对智慧的发展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不同的环境确实能够造就不同的人。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智慧I不仅取决于遗传Inh，而且还取决于环境E。 智慧虽然取决于遗传与环境，但是遗传与环境两个因素并不能完全决定智慧，智慧还与“自我”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什么是“自我”呢？《破解大脑之谜——精神分子论》一书的22章“自我的定义”中曾经指出，自我就是认识主体对自己感知、认识后的产物，自我就是主体“我”的精神化身。如果说遗传是智慧的先天性因素，环境是智慧的客观性因素，那么自我就是智慧的主观性因素。 如果说先天因素是无法改变的，客观因素也是难以控制的，那么自我这个主观因素不仅能够改变，而且能够选择与控制，所以在智慧的所有相关因素中自我是一个最为活跃、最具能动性的因素，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由于自我是一个最为活跃、最具能动性的因素，由于自我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所以自我对智慧的影响更大。一个人即使不具备最优化的脑结构，即使他所处的环境也不好，但是如果这个人具有远大的目标与强大的动力，如果这个人能够发奋图强、努力学习、勤于思考、持之以恒，那么这个人照样可以产生出非凡的智慧来，照样可以取得的巨大的成就，照样可以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这就是说智慧I不仅取决于遗传Inh和环境E，而且更取决于自我S。 遗传并不能决定终生，环境也不能决定一切。 脑是一个可塑性极强的器官，后天的因素也能够对脑的结构与功能产生极大的影响。有些人的天分并不一定很高，也就是说他的脑结构并不一定是最优化的，他的脑功能也并不一定是最突出的，但是由于他发奋图强、努力学习、勤于思考、持之以恒，那么在他的脑中就会存储越来越多的精神分子，他的思维等各种功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发达，脑结构也会变得越来越优化，脑也会越来越聪明，他同样也会产生出非凡的智慧来。例如爱因斯坦在小的时候被家人认为是弱智儿童，因为他很晚才开口说话，而且在学校里也只是数学和物理比较好。毕加索在学习字母时就有困难，并且一直是一个成绩较差的学生。达尔文小的时候曾在一个寄宿学校学习，他的老师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他的智力水平在一般水平之下。”他的父亲曾大声怒斥他：“你除了打鸟、玩狗和抓老鼠外，什么也不干。这样下去，你会给自己，也会给整个家庭带来耻辱！”托尔斯泰在学生时代也表现平平。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个7个月的早产儿，在童年时个子很小，也从未表现出任何才华，他的父亲和教师都认定他会终生平庸。（10） 爱因斯坦在小的时候虽然被认为是一个“弱智儿童”，但是他却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创造才能的人物之一”；毕加索虽然小的时候是一个“差生”，但是他却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大画家；托尔斯泰虽然在学生时代表现“平平”，但是他却成为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世界文学的巨人；达尔文虽然在学生时代也表现“平平”，但是他却成为进化论的创始人，成为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丘吉尔虽然是一个智力平常的早产儿，虽然他的父亲和教师都认定他一定“终生平庸”，但是他却成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更令人称奇的是他撰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国民族史》等著作，并于195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智慧来源于遗传、环境以及自我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智慧既取决于遗传，也取决于环境，但智慧更取决于自我，这就是智慧公式所表达的结论。
在上面的两小节中，我们分别探讨了脑结构与遗传、智慧与遗传的关系，通过以上探讨，我们知道遗传对脑结构的形成以及脑功能的实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遗传并不能决定终生，遗传并不是决定智慧的唯一因素。如果说遗传并不是决定智慧的唯一因素，那么智慧究竟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人的智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作者认为，决定智慧的主要因素有三个：遗传、环境及自我，人的智慧与遗传、环境以及自我都有密切的关系，为了能够更确切地表达我的观点，我总结出了一个智慧公式，其内容如下： I = S（Inh + E） 式中I表示智慧（Intelligence），Inh表示遗传（Inheritance），E表示环境（Environment），而S则表示产生智慧的主体“自我”（Self）。智慧公式揭示了智慧I与遗传Inh、环境E以及自我S三因素之间的关系，即人的智慧I等于遗传Inh、环境E之和与自我S的乘积。智慧公式说明，智慧I是遗传Inh、环境E以及自我S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遗传Inh、环境E及自我S三因素中任何一因素的改变都有可能影响智慧I；智慧公式进一步说明，人的智慧I既取决于遗传Inh，也取决于环境E，但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自我S，在遗传Inh、环境E以及自我S三个因素中，自我S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智慧公式还说明，不仅遗传Inh、环境E及自我S能够影响智慧I，而且智慧I的改变也会反过来对遗传Inh（脑结构）、环境E以及自我S产生重要的影响。 智慧公式的根据是什么呢？我们在《究竟什么是智慧》一文中曾经讲过，智慧就是脑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脑要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及解决问题，就必须具备相应的脑结构，脑结构是脑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及解决问题的神经基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神经基础，那么脑就根本无法产生出智慧能力来。脑结构来自于遗传，如果一个儿童在出生的时候就能够拥有一个最优化的脑结构，那么这样的脑结构就很有可能产生出非凡的智慧来，例如莫扎特、歌德、高斯。如果一个儿童在出生时就不幸拥有一个无序的脑结构，那么像这样的脑结构就势必会严重影响他的智慧能力，结果就会形成痴呆或低能。脑结构是智慧的神经基础，智慧首先取决于脑结构，由于脑结构来自于遗传，所以也可以说智慧首先取决于遗传，即I取决于Inh。 具备了一个好的脑结构，仅仅是具备了产生智慧的可能性或潜在的能力，具备一个好的脑结构并不等于自然而然就具备了智慧。这是因为智慧是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脑不去发现问题、认识问题以及解决问题，那么即使拥有一个最优化的脑结构也很难产生出非凡的智慧来。脑如何才能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及解决问题呢？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人生存于一个纷繁复杂的环境之中，在他的生存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许多多不清楚、不明白的事或物，必然会遇到许许多多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困难，这些“不清楚、不明白的事或物”、这些“难以解决的矛盾与困难”就是人类遇到的“问题”。人生活在一个问题的海洋之中，人生存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认识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过程，智慧就是在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人生存的环境对智慧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生存于不同的环境，人就会遇到不同的问题，认识的问题以及解决的问题也就有所不同，不同的环境对智慧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正如高云鹏、荆其诚二先生在《开发自我——脑、社会和心理》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包括家庭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以及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对养育子女的态度等），就像树木赖以生长的土地；而社会大环境（包括社会制度、政治形势、有关政策，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方方面面），就像树木生长其中的气候条件。如果风调雨顺、阳光充足，则能长成大树。”（8） 我们在《破解大脑之谜——精神分子论》一书的第22章“自我的本质”中曾经讲过印度加尔各答的“狼孩”，由于这个孩子从出生到8岁一直在狼群中生活，所以他失去了人的心理，形成了狼的习性。他用四肢行走，舔食扔在地上的肉，怕强光而夜视敏锐，害怕水而不愿洗澡，寒冷天也不愿穿衣服，深夜嚎叫。由于“狼孩”从出生到8岁一直生活在狼群及自然的环境之中，这种环境改变了他，所以他的智能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我们在前面还曾讲过“王子”故事，王子原本是一个天资很高的儿童，但是由于他多年都被囚禁在一个小黑屋中，他最后他变成了一个智能十分低下的人。王子原本天资很高，那就是说他应该具有一个优化的脑结构，一个优化的脑结构本应该产生出非凡的智慧来，但是王子却变成了一个低能的人。王子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低能的人呢？根本的原因就是环境，正是恶劣的环境把一个天资很高的王子变成了一个低能的人。 上面的两个例子都是来自于文献，下面我再举一个我亲眼目睹的例子。我的学生时代正值“阶级斗争”理论风行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每一个人都被贴上了一个无形的政治等级标签，这个政治等级标签就是根据家庭出身所定的“成分”。千万不可小看“成分”的厉害，它可以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它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在我的同学当中，有不少天资聪明的学生，但由于他们出身于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家庭，于是他们先天注定只能拥有一个坏“成分”。正是由于他们的坏“成分”，他们的政治地位很低，不仅在学校倍受歧视，而且每到升学的时候不论你的成绩有多么优秀也大都会被淘汰下来，他们根本无法进入初中或高中学习，进入大学的更是凤毛鳞角！他们小小年纪就脱离了学习的环境，不得不回到农村去为生计而挣扎。由于环境的限制与制约，他们的天资很难得到充分发挥，自然他们也就很难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几十年过去了，“成分”虽然被废除了，但是当年这些天资聪明、风华正茂的学生们都变成了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的老农夫或老农妇！严峻的政治环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埋没了不少人才。当然，并不是说在艰难的环境中就不会产生智慧，只要有人的存在，智慧之花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会开放。但是环境对智慧的影响确实很大，如果没有“成分”的束缚，我相信在这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子女中一定会涌现出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来。 正如美国行为主义创始人华生所说：“给我一打健全的儿童，我可以用特殊的方法任意地加以改变，或者使他们成为医生、教师、艺术家、大商人，或者使他们成为乞丐、盗贼。”（9）华生所说的“特殊的方法”恐怕主要指的就是教育与环境，其实教育也可以视为一种环境，不同的环境确实能够对智慧的发展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不同的环境确实能够造就不同的人。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智慧I不仅取决于遗传Inh，而且还取决于环境E。 智慧虽然取决于遗传与环境，但是遗传与环境两个因素并不能完全决定智慧，智慧还与“自我”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什么是“自我”呢？《破解大脑之谜——精神分子论》一书的22章“自我的定义”中曾经指出，自我就是认识主体对自己感知、认识后的产物，自我就是主体“我”的精神化身。如果说遗传是智慧的先天性因素，环境是智慧的客观性因素，那么自我就是智慧的主观性因素。 如果说先天因素是无法改变的，客观因素也是难以控制的，那么自我这个主观因素不仅能够改变，而且能够选择与控制，所以在智慧的所有相关因素中自我是一个最为活跃、最具能动性的因素，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由于自我是一个最为活跃、最具能动性的因素，由于自我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所以自我对智慧的影响更大。一个人即使不具备最优化的脑结构，即使他所处的环境也不好，但是如果这个人具有远大的目标与强大的动力，如果这个人能够发奋图强、努力学习、勤于思考、持之以恒，那么这个人照样可以产生出非凡的智慧来，照样可以取得的巨大的成就，照样可以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这就是说智慧I不仅取决于遗传Inh和环境E，而且更取决于自我S。 遗传并不能决定终生，环境也不能决定一切。 脑是一个可塑性极强的器官，后天的因素也能够对脑的结构与功能产生极大的影响。有些人的天分并不一定很高，也就是说他的脑结构并不一定是最优化的，他的脑功能也并不一定是最突出的，但是由于他发奋图强、努力学习、勤于思考、持之以恒，那么在他的脑中就会存储越来越多的精神分子，他的思维等各种功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发达，脑结构也会变得越来越优化，脑也会越来越聪明，他同样也会产生出非凡的智慧来。例如爱因斯坦在小的时候被家人认为是弱智儿童，因为他很晚才开口说话，而且在学校里也只是数学和物理比较好。毕加索在学习字母时就有困难，并且一直是一个成绩较差的学生。达尔文小的时候曾在一个寄宿学校学习，他的老师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他的智力水平在一般水平之下。”他的父亲曾大声怒斥他：“你除了打鸟、玩狗和抓老鼠外，什么也不干。这样下去，你会给自己，也会给整个家庭带来耻辱！”托尔斯泰在学生时代也表现平平。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个7个月的早产儿，在童年时个子很小，也从未表现出任何才华，他的父亲和教师都认定他会终生平庸。（10） 爱因斯坦在小的时候虽然被认为是一个“弱智儿童”，但是他却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创造才能的人物之一”；毕加索虽然小的时候是一个“差生”，但是他却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大画家；托尔斯泰虽然在学生时代表现“平平”，但是他却成为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世界文学的巨人；达尔文虽然在学生时代也表现“平平”，但是他却成为进化论的创始人，成为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丘吉尔虽然是一个智力平常的早产儿，虽然他的父亲和教师都认定他一定“终生平庸”，但是他却成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更令人称奇的是他撰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国民族史》等著作，并于195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智慧来源于遗传、环境以及自我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智慧既取决于遗传，也取决于环境，但智慧更取决于自我，这就是智慧公式所表达的结论。
注释：
（8）高云鹏、荆其诚：《开发自我——脑、社会和心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
（9）华生：《行为主义》，1930年英文版，第82页.
（10）罗贝尔·克拉克：《超级人脑——从异赋到天才》，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14页.（美）洛伊斯·N·玛格纳：《生命科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27页.
[仁杰供稿,作者陈定人, 节选自《破解大脑之谜——精神分子论》一书, 转载自天益社区（http://bbs.tecn.cn），哲学版, 原标题《人的智慧究竟从哪里来的?》, 本网有个别文字改动, 黑体为编者所用; 全文完]
[編者手記〕 《科學新知﹕人的智慧究竟來自何處？》到今天已連載完畢，編者有兩點看法想和讀者交流。首先，我們在閱讀時需留意作者的思想方法。該文作者認為，人的智慧決定于“人脑的结构” ，而後者“首先决定于遗传基因”。顯然，在研究人腦功能問題方面，作者是站在科學主義的立場來觀察現象，並用還原論的方法來解釋/與處理問題的。科學的立場和還原論的方法作為我們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一種理論和工具，其本身並無過錯。但倘若完全依靠它們來尋求真理的話，那就会产生偏差。科學主義要求用感覺經驗作為我們認識世界的根據；而還原論認為我們這個世界是由高低不等的層次結構所組成，高級層次是由低級層次構成，因此，高級層次如人的大腦的活動規律可以而且應當由低級層次如基因的運動規律來加以闡明。但是，還原論者所忽略或不願正視的關鍵問題乃是﹕高級層次和低級層次之間在物質結構、運動規律和屬性等方面存在著差異性。我們可以將一個整體分解成部分來加以認識，但被分解的部分之和並不等同于那個被分解的整體。二個人所組成的合伙關係並不等于這兩個個體分別所有的屬性的簡單相加之和，兩人一旦結合是會產生有別于單個個體的新特質和新生命的。這是哲學上所謂還原論和整體論之爭的根源所在。可見，將人腦結構還原為基因結構來加以研究，並據此說明人腦的活動規律和產生智慧的原因，這種做法在方法論上至少是可質疑的，且不說，作者一昧強調基因結構的遺傳特性而忽略或不提基因結構的突變現象。如果按照作者的思路，即基因結構的遺傳→大腦結構的遺傳→智慧的遺傳，我們就難以解釋遺傳統計學上所反映出來的一個現象，即所謂高智商（擁有博士學位）的父母所生育的子女中低能或智障兒的比例相當高。
其次, 我們重視和關注腦科學的進展，這不僅是因為在二十一世紀，以大腦研究為基礎的思維科學將和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一起構成完整的當代科學知識體系，而且還由于當代命學學科性質本身的緣故—從方法論上來說，命學的發展有賴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思維科學的綜合。雖然腦科學已有近二百年的歷史了，但分子生物學（如對基因的研究）的發展卻只有半個世紀的歷程；盡管學者們目前已能定位大腦的功能，但迄今專家們仍然不清楚人“腦工作的最基本方式”。人腦研究的最大困難和\或障礙在于腦的複雜性，人的大腦（或神經系統）乃是自然界中已知的幾個最複雜的系統之一（在生態、生物和神經這幾大系統中，人腦無疑是最為複雜的），其複雜性表現在這五個方面，即信息過程的多樣性、活動過程的時變性、主動性和非線形以及人腦結構的非對稱性。這種令人畏懼的複雜程度讓我們再次體驗到了自古以來哲學上不可知論者的那種無可奈何的悲觀情緒。康德就認為靈魂和上帝不是人類認識的對象，它們屬于信仰的範圍。如果人是上帝的作品，人腦是靈魂的住所，那麼，任何企圖用實證方法來研究人腦的努力都会是徒勞的。當然，我們現代人需要的是積極進取的認識態度，不必對科學主義和還原論所主導的现代腦科學研究吹毛求痴，正確或合理的認識態度應該是保持開放的心態，同时警覺偏執和\或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
注﹕上述第二段的寫作參考並引用了《21世紀100個交叉科學難題》（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中《灰色的複雜和綠色的交叉》一文，特向作者馬原野先生致謝。
其次, 我們重視和關注腦科學的進展，這不僅是因為在二十一世紀，以大腦研究為基礎的思維科學將和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一起構成完整的當代科學知識體系，而且還由于當代命學學科性質本身的緣故—從方法論上來說，命學的發展有賴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思維科學的綜合。雖然腦科學已有近二百年的歷史了，但分子生物學（如對基因的研究）的發展卻只有半個世紀的歷程；盡管學者們目前已能定位大腦的功能，但迄今專家們仍然不清楚人“腦工作的最基本方式”。人腦研究的最大困難和\或障礙在于腦的複雜性，人的大腦（或神經系統）乃是自然界中已知的幾個最複雜的系統之一（在生態、生物和神經這幾大系統中，人腦無疑是最為複雜的），其複雜性表現在這五個方面，即信息過程的多樣性、活動過程的時變性、主動性和非線形以及人腦結構的非對稱性。這種令人畏懼的複雜程度讓我們再次體驗到了自古以來哲學上不可知論者的那種無可奈何的悲觀情緒。康德就認為靈魂和上帝不是人類認識的對象，它們屬于信仰的範圍。如果人是上帝的作品，人腦是靈魂的住所，那麼，任何企圖用實證方法來研究人腦的努力都会是徒勞的。當然，我們現代人需要的是積極進取的認識態度，不必對科學主義和還原論所主導的现代腦科學研究吹毛求痴，正確或合理的認識態度應該是保持開放的心態，同时警覺偏執和\或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
注﹕上述第二段的寫作參考並引用了《21世紀100個交叉科學難題》（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中《灰色的複雜和綠色的交叉》一文，特向作者馬原野先生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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