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理解“命运”的三种视野(二)

在古代世界，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两种“命运”的定向，又被人们领会为神意（在中国是“天意”）。“命运”在东方被理解为星相决定的“宿命”(英文是"Fate"---编者注)，但在西方（荷马史诗）最初是被理解为众神或主神所指定或计划之事(英文是"Destiny"---编者注)。同样，对西方人来说，机运也首先是“机运女神”（Tyche, Fortuna）所赐予或降下的偶然之事。这两种神意的差别在于，“指定或计划”体现的是神的意志的一贯性，而“赐予或降下”则体现了神的意志的无常性。无论如何，命运与机运在人类生活中的主宰力量，反射的是诸神或“天”的秩序，它们都是从这一秩序“发送”到人类的生活世界中的。显然，在这里，比“必然和偶然”更本源的，是对于“天”或诸神之秩序、以及对于“发送”的经验，“必然和偶然”都只是从这一更深层的经验而来的对“天”的猜测、揣度或形而上学化。后期海德格尔正是从对“发送”的经验出发，把命运或天命理解为“契机”（kairos）和“开端”(arche)。　　
从对于“天”或诸神秩序的本源领会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必然和偶然”之外，还有着对“命运”进行领会的第三种基本形态。这一形态虽然一直被占统治地位的“宿命论”和“机运论”所遮蔽，但从未在历史中消失。这种领会形态可以称之为“结构论”或“势论”。它在西方历史学中的集大成者乃是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在哲学领域中则以海德格尔弟子罗姆巴赫（H. Rombach）的“深层结构现象学”为代表。罗姆巴赫认为，古代神话所思的“天象”或“诸神”，其“密释学”涵义乃是人类生存的深层结构。人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敞开域的发生，乃是人与自然进行共创或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其中人和自然共同得到了平行性的改变（例如野猪被人驯化的过程与人的“家猪化”的过程是同一个过程）。每一历史性世界都有其“深层结构”，这一结构的生成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自身澄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作为自然、人或超自然之物，根本上是“相参”或相互重叠交错的。这一深层结构给予在其中开启的世界以定向、尺度和边界，因而对人类生活具有支配性力量。按照罗姆巴赫的理解，人类对于这种基本结构的经验，就凝结在神话中的“诸神”及“象”（Bild）中，例如，“人马座”这一形象凝结的乃是人与马的共创关系（马被驯化，而人生成为骑手）。[7] 与此相似，年鉴学派认为，决定人类历史的深层力量不在于短时段中显赫的政治事件和伟大人物，而在于以“长时段”为尺度所看到的“结构”。　

与这两种“结构论”相近，中国古代思想对“天”的理解也强调“自然”与人的“历史”的相参和统一。从这一点出发，中国古人总是从“天势”来理解历史之“天命”。“势论”从老子、孙子和韩非那里发端，最后在王夫之那里成为了一种渊深广大的历史哲学。王夫之认为，“天”乃是“势”与“理”的统一：“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曰天”（《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天”乃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整全境域，它的运作既不是完全的混沌，也不是完全的确定，而是具有“势”和“理”的。在这两者中，“势”是更根本的，它微妙而具动态，“理”只是在“势之必然处”得见。不过，“势”的形成却非必然，而是种种微不足道之事的聚集之结果；一旦“势”成，则这已成之势就成为支配性的必然（因此“必然”乃是“势”的固定化的形态）。人们的行为，从作为整全境域的“天”来看，总是促成了并非其本来意图的结果，由此推动着“势”的变化。我们可以用“棋局”作为隐喻来理解“势”：在对弈中，棋势的变化乃是局面、弈者之决断（政治决断要受时间的紧迫性影响，如同现代棋赛的“限时制”）以及决断所带来的、未曾预见的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最高水准的对弈中，我们无法一开始就预见到胜负，甚至在中局时也很难判别；然而，棋局的胜负也不能说是完全偶然的，因为，棋势的生成和变化包含着某种精微难言的奥妙。不是纯粹的偶然性，而是深邃的“棋道”在支配着棋势的生成。在最高水平的对弈中，我们看到的是“天”在棋局上的运作和发生。　　

这种“势论”在现代变形（严格来说是“蜕化”）为所谓的“路径依赖”理论，其结论具有某种“宿命”式的音调。这种“命运”理解把时间领会为分岔的、由不同可能性构成的枝状线簇。分岔时间本质上也是一种线性时间，但在每一点上都包含着自身的模态空间。这使得选择成为可能。但是，这并没有让命运被人操纵在自己手里，因为，每一次选择都是在前一次选择所划定了的边界内作出的，并且同样限制了后来所有选择的空间。这簇枝状线呈现出来的是人的可能性的不断缩减的过程：每一选择一经作出，这一节点上本来可能具有的模态空间就立即收缩（类似于量子物理学中的“波函数收缩”：尽管电子在一个量子系统中每一点上出现的概率是同等的，但一旦人观测到电子的所在，那么它在其它地方出现的概率就立即变为零）。这种对先前选择的敏感依赖性，或者说“路径依赖性”，使得人类的历史呈现出某种“锁定效应”：越是在前的人，他的可能性就越多，而越往后，他所能够从中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少。个体的生命也呈现出同样的结构：我们先前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后来的选择，有时甚至决定了一生的命运。这正是弗洛斯特的名篇《没走上的路》（罗池译）所说的：　

两条路岔开在林地，但自己—— 　　

自己走上更少行人的那一条，　　

而这就造成了所有的差异。

从这种理解出发，命运就是指历史或人生的路径依赖结构。弗洛斯特的诗只是在说初始选择所产生的差异，但严格意义上的路径依赖性是指人在时间中受起始点和传统的完全支配：播种选择，就收获行动；播种行动，就收获习惯；播种习惯，就收获传统；播种传统，就收获命运。这是过去时对于现在时和将来时的严酷统治：命运就是一个民族的传统，就是它在过去的历事中所形成的居留习性（ethos）和风俗律法(nomos)，人的生活方式在其中越来越趋于稳定和受到局限，直至陷入完全的重复。这样的“命运”是对一切新异性和契机（kairos）的否定，因而也构成一种“宿命”。

注释:

[7] 罗姆巴赫：《现象学之道》，前揭。事实上，关于诸神、神话与人类生存的基本经验之关系，在海德格尔那里就得到了深入的思考，可参考海德格尔对于雅典娜、普罗米修斯等神明所包含的初始经验的指引性分析。

（本文系司各特命学咨询国际信息中心提供的《中西比较命学研究参考资料》之一，转载自“易经文化联盟-雅虎群组” http://club.cn.yahoo.com/bbs/threadview/200073834_899__pn.html , 原标题《“命运”领会的三种基本形态》， 2007年9月2日, 本网略有删节和个别文字增补; 黑体为编者所用) 　　
说明: 上右图题为宿命和运命(即积极意义上的"命运")